嘉兴讨债公司讨薪仍是法律保障的不完善、维权渠道的受阻和监管部门的缺位。
2013年2月4日，32岁的章和进和几个朋友喝醉了酒，他站在天津一家招待所的走廊里泪流满面地呢喃着：“不想干了，这个忙越来越难帮了。”
章和进，这位曾经的“最牛讨薪策划师”在告别“讨薪江湖”一年半后，重新回归。虽然“策划师”的光环依然没有褪色，但显然，章和进已经离开太久了，曾经的绝招“跳楼讨薪”早已被抛弃，不再灵验。新的绝招也在2013年的讨薪大戏中显得陈旧而落伍。
章和进不明白这种变化从何而来。曾经的他“只要人站在楼顶，钱就要回一半了”。想不出对策的章和进只能反复发着同一条微博：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章和进“讨薪策划师”生涯的辉煌与没落正映衬着中国农民工讨薪方式的新变化。过去以人为工具的悲情式讨薪逐渐被抛弃，自2012年下半年起，新一代的农民工开始以“模仿外交部发言人嘉兴要债公司;骑马舞”、“元芳”这些更吸引眼球，也更加贴近互联网潮流和年轻人价值取向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
新方式收获的除了同情，还有赞许与心酸的欢笑。然而这一场场讨薪大戏的背后实质上是农民工维权制度欠缺和监管乏力。
两年，3小时
章和进是讨薪界的“老前辈”了。在成为“策划师”之前，章和进还仅仅是建筑工地上的一个抹灰工，工作是把水泥石浆一遍遍地抹在墙面上。
2006年，章和进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欠薪，那时他刚完成从农民工到包工头的身份转变，带着同村15个农民工在武汉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
章和进没有想到，结账时工钱已经被老板拿去赌博了。老板告诉他，到过年时就会有钱，然而到了除夕这一天，老板却失踪了。找不到老板的农民工们只能死死盯住章和进，15个农民工都是同村的，大家发动了亲戚朋友守在章和进家门口。
2007年大年三十，章和进家门口围满了讨账的同村人，他只能偷偷从后门溜进家里，一家人小心翼翼、不发一语地吃完了年夜饭。第二天搭第一班火车逃离了家，在武汉一家小招待所里独自过完了年。
2007年9月，无法忍受不断被讨账者“骚扰”的妻子向章和进提出了离婚。苦苦哀求一个月后，妻子还是带着3岁的女儿离开了他。年底，老家的父亲又被气得中风了。纵然如此，章和进还是不敢回家。
离家期间，章和进一直没有放弃通过正规途径讨回欠薪。给予他信心的是2003年国务院两部门关于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名目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通知要求。同年10月，温家宝总理为重庆农村妇女熊德明追讨两千多元工钱，震动全国。这些举措曾经让章和进这样的“被欠薪”农民工们一度看到希望。
但实际操作则远比想象困难。四川省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师杜伟介绍说，走法律途径解决一个欠薪案最长需要二三年左右，“材料就要厚厚一大本”。这对于流动性很强的农民工来说无疑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当2008年春节又将到来时，章和进终于无法等待了，他决定用更激进的方式去讨回被拖欠的薪酬。在农民工讨薪过程中，这不仅仅是章和进一个人的选择。
“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剩下的只有命这一样能用的办法了。”章和进对南方周末说。
2007年底的一天早上，章和进带着一张39000元的欠条，一张刊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的报纸和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登上了武汉中南路一座30层高的楼顶。不到十分钟，下面的人群开始聚集。
“我要跳楼。”章和进给110拨了电话。30分钟内，民警、记者、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工作人员都到了。“有些人我讨债两年了，想见一面都难。”章和进说。
章和进一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踏着护栏边缘，对劝说的人大喊：嘉兴要账公司不马上还钱我就不下去！”僵持了三个小时后，章和进走下了楼顶。第二天，。
“讨账两年，楼顶3小时就解决。”章和进感慨不已。


2013年1月，武汉、西安农民工分别以“骑马舞”和“元芳”的方式讨薪。 （CFP/图）
“演得像一点”
仅过了一个月，章和进就开始了第一次“策划案”。同工地的五十几个农民工遭遇了欠薪，知道章和进曾经成功讨薪，便请他给大家出出主意。
“当时我觉得跳楼讨薪是最有用的办法。”章和进对南方周末说。
讨薪前夜，章和进对其中5名农民工进行了培训，内容包括如何应对劝说，如何反映诉求，什么时候结束，应该做什么样的表情等，“就是告诉他们演得像一点”。
2008年1月21日，鹅毛大雪中，5个工友在章和进的指挥下爬上武汉傅家坡长途汽车站4楼楼顶，坐在楼顶的围墙上，半个身子悬在护栏外。章和进站在一旁拨打了110、119、120和当地媒体爆料电话，他导演的第一次“跳楼讨薪”就此开始。
这一年恰逢全国遭遇罕见大范围降雪，长途汽车站周围挤满了被滞留的农民工。5个人坐在楼顶没多久，下面就站满了围观的人。与章和进独自讨薪那次相似，一个小时内媒体和各部门纷纷到场。经过两个小时的协调，在民警押下警官证作保证后5个农民工返回了地面。两天后，。
正是这次讨薪改变了章和进的命运，让他的人生自此和中国年复一年不断上演的农民工讨薪大戏紧紧结合在一起，成为这出本不该上演的剧目的一位“策划师”。
“他就是我们的保护神。”一位曾在章和进的帮助下讨到欠薪的农民工对南方周末说。
傅家坡讨薪后章和进成了农民工中的“大人物”，对于众多苦苦讨薪而不得的农民工来说，章和进成了他们唯一的希望。
从2008年2月到2009年6月这段时间，章和进每天都会至少接到四五个电话。内容一样，都是求他帮忙讨薪，范围遍布全国各地。“找我的都是已经试过了各种办法，最后绝望了才来。”章和进对南方周末说，他尤其无法拒绝那一苦苦渴求的眼神。
“那段时间，我到哪个工地，都会受到热烈欢迎。随便一吆喝，就能喊来五六十个农民工弟兄。”成名后的章和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遭遇了几次意外的讨薪失败后，章和进开始总结经验，“跳楼讨薪”在被逼无奈下变得越来越“正规”。
章和进总结，一次正规的“跳楼讨薪”流程是：时间在节假日前后，这样围观人比较多。参与“跳楼”的人数不能过多，四五人为宜，这样容易让人相信。为增加声势，还要另外找些围观的人。最关键的是，在开始前要给当地媒体打电话，“媒体来了，事情就成功一大半了”。如果长时间没人来，就给市长专线打电话。有关部门赶来后，就让讨薪者代表去协调。无论是讨薪者代表还是跳楼代表在事前也都要经过“培训”。
章和进告诉南方周末，从2008年2月到2009年6月，他策划了十几次“跳楼讨薪”，失败的几次记者都没到场。
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跳楼讨薪在全国最兴盛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到2009年，仅网络可见的关于“跳楼讨薪”的媒体报道便有95次。
“跳楼讨薪”增加的背后是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行业均受到冲击，拖欠工资的情况较往年更加严重，农民工权益也受损加剧。广东盛邦律师事务所的黄利红律师表示，极端讨薪方式的根本原因在于虽然法律条规都已出台，但对农民工来说走法律途径的金钱、时间成本过大，而且农民工普遍法律意识比较薄弱。
“招儿”不行了
章和进成了农民工“救星”。他在各个城市间奔走，接受各个媒体的采访。他被誉为“最牛讨薪跳楼秀导演”。一家德国电视台还找到了他，将他的事迹传到了国外。
章和进自称已经帮一千多人讨回了七百多万元。他还自称不收报酬，只是偶尔“从中抽成几百元”。“工友们觉得我辛苦，就给我一点。没钱的话，我也不要。”他说。
在相当长时间里，章和进认为，“跳楼秀”这个必杀技将能永远用下去，但很快，他遇到了坎。
2009年5月27日，是章和进“导演”的最后一次跳楼讨薪。几个农民工在遭遇欠薪迟迟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找到了章和进，希望他能帮忙“策划”一次讨薪。
似乎早有预兆，当天上午开始雨就下个不停。下雨，意味着围观的人不会多，关注度也不高。但被安排“跳楼”的5个农民工还是登上了欠薪公司所在小区的一座楼顶。十几个农民工在小区里散步，准备“围观”。章和进通知了当地多家媒体，其他人则告知消防、劳动局、公安局、市长热线电话等各个部门。一切按部就班，章和进站在楼下监督情况，在打完电话后他向顶楼的农民工做了个手势，意思是“准备就绪”。
出乎意料。十几分钟过去，楼下只有十几个农民工“演员”在冒雨围观。不久后，民警赶来，留下一句“跳啥子楼，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就钻回车里了。这之后到达现场的只有少数几家媒体的记者和劳动局的工作人员。
下午一点，僵持了4个小时后，因为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顶楼农民工们情绪也开始越发激动。章和进有些慌了，“如果他们出事了，我肯定也完了”。章和进和围观的农民工劝说顶楼的人下来，然而上面的人却对他说：“今天不给钱，我们就不下去。”
苦苦相求下，几个农民工终于下楼，每个人的身上都湿透了。“他们走过我身边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看都没看我一眼。”
章和进告诉南方周末，从那一刻开始，他意识到“跳楼讨薪不行了”。
事后不久，章和进的“讨薪策划师”故事被当地一家媒体登出。第二天，章和进接到了一百多个采访电话。采访他的媒体除了关注“讨薪策划师”故事本身外，还带着许多对于“跳楼讨薪的质疑”。2009年6月，疲惫不堪的章和进给当地一家报社发去一封道歉信，称自己的行为“给市民、警方、消防添了麻烦，再也不去导演跳楼了”。从那时起，章和进退出了公众视野，一直到2011年3月。
章和进“退隐江湖”的时期也正是“跳楼讨薪”因其高危险性以及高昂的社会成本遭受广泛质疑的时候。国内多起“跳楼讨薪”事件当事人因“扰乱公共秩序”遭到警方拘留。
公众舆论冷暖的变化迅速影响到了章和进的“策划师生涯”。
时尚讨薪？
2009年章和进归隐江湖后，农民工讨薪事件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而据统计，自恶意欠薪罪生效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仅有120名犯罪分子被依法判处刑罚。
甘肃省中力源律师事务所苏清盛认为，这体现了农民工讨薪难也和处罚力度不够有关。案件的不断增加与依法处罚力度的薄弱使得“讨薪难”久悬未决，讨薪形式也因此不断日新月异。
从2007年前的“跪拜河神”、“活埋”到如今的“骑马舞”、“元芳”，讨薪也开始了自己带着黑色幽默的城市化进程。
与章和进不同，武汉装修包工头曾翔选择了更“时尚”的讨薪方式。2013年1月，因为着急回家，开始不断有农民工询问老板曾翔，“什么时候发工资”。此前，曾翔已经通过劳动局、法院讨薪四个月不得结果。临近春节，“到底什么时候能发钱？”农民工们反复追问曾翔。
1月27日，久久讨不回工程款的曾翔带着手下40名农民工来到武汉一音乐会所门前，准备讨薪。出发之前他们联系了当地媒体。到了现场大家才开始商量采取哪种方式讨薪。跳楼、下跪、拦路……但随后又被一一否决。
讨论了半个小时后，这群农民工最终选择了跳热门视频江南style中的“骑马舞”。“其他的都太丢人了，我们想更有尊严地讨薪。”曾翔对南方周末说。
在简单地沟通与训练后，十几名农民工当即跳起了“骑马舞”。包工头吕永雄说，大家当时心情都很复杂，着急回家又不知道这种方式有没有效果，“动作都是发僵的”。现场很快有几十人围观并且拍照，让曾翔和吕永雄有些担心的是，始终没有见到相关部门的身影，“起码没有影响到别人吧。”他们这样安慰彼此。
已经在外打工二十余年的曾翔此前也曾遇到过欠薪的情况。每次讨薪之初，他都先去劳动局、法院讨说法，“时间长，成功的少”。于是曾翔开始尝试其他方式，跳楼、下跪这些方法都是他曾经用过的。“效果并不好，事后还总被工人埋怨说丢人。”曾翔说。
1月28日，《武汉晚报》报道了骑马舞讨薪。一周后，。“完全没有想到。”曾翔说，他和他所带领的这些农民工都是技术工，平时下班后的生活和城市人没什么区别，经常上网，偶尔还会去KTV唱歌。与“跳楼讨薪”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们开始用更富尊严与娱乐精神的喜剧化形式维护自身权益。
和曾翔一样抛弃旧式讨薪方法的还有很多。为讨回被拖欠的400万元欠款，2013年1月陕西农民工徐尚志、姚童胜每天花一百元租来戏服扮演狄仁杰、元芳，模仿电视剧台词一唱一和，旁边还有人拿着破旧的脸盆敲敲打打。1月31日，北京农民工扮成成愤怒的小鸟、加菲猫等卡通人物，以静坐的形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讨薪，称希望得到社会的帮助。更早的，还有北京被欠薪农民工苗翠花模仿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语气，举办民工工资讨薪新闻发布会希望讨回欠薪。
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副主任吴重庆告诉南方周末，选择这种方式讨薪，是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更想融入这个城市，想在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下展开他的日常生活。“除了钱之外，他们在讨薪时还要表达自己的情绪和立场。”
“行为艺术”之后
对于章和进来说，无论是“骑马舞”还是“愤怒的小鸟”距离他的生活都过于遥远，他弄不明白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听说过这些，那都是讨薪方式。”
2011年3月，在蛰伏了一年多后，章和进重出江湖。这次，他是去山东帮同村的老乡讨薪。从这时起，章和进开始了全国讨薪的征程。他说自己已经记不清去了多少座城市了，“这两年，起码十几个吧”。
重出江湖的原因是章和进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新式讨薪方法，他称之为一种更温和、更理智的讨薪方式。这个新方案可以简称为一个字——“赖”，赖在欠薪单位不走或者是赖在老板的车里不走。章和进认为这种方法无疑比跳楼讨薪要安全得多，也不会引起争议。
第一次实施是在山东，章和进带着几十个老乡坐在欠薪方公司里，像对方员工一样按时上下班。民警来看了两眼，告诉他们只要不扰乱社会秩序就没事。“公司员工也都很理解我们。”章和进相信，只要自己不打扰对方工作，老板们看到这样的情况就会还给大家钱的。这次，他赌中了。两天后，公司老板送来了拖欠的几十万欠款。“策划师”复出首战告捷。
然而与2008年相比章和进的讨薪策划之路无论是成功率还是媒体关注度都已经大大降低，赖在单位不走有时候会引发与保安的冲突，贴标语则更是会招来警察。“都不如跳楼”，章和进有些困惑地说。他同时关注着各地讨薪新动向，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找媒体这么难。“他们更关注我的故事，而不是具体讨薪的事情。”
这个曾经一天内最多接到上百个媒体电话的“策划师”把这种冷遇归结于“媒体不到位”。
然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郑磊认为，这背后暴露的，实质上是当前农民工的维权困境，以及维权通道太少。
“试想，如果有完善的法律保障、通畅的维权渠道，监管部门又能及时介入帮助，作为农民工，不会有兴趣、也没时间和精力去变着花样做这些‘行为艺术’式的讨薪。”郑磊说。
而吴重庆则认为，老一代农民工的讨薪方式就是为了把钱要回来，而新一代的农民工在讨薪外还希望在其中表达个人的情感。“但另类讨薪这种形式也不能长期有效。”
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黎建飞在内的多位专家学者都曾表示，解决欠薪难题应加大对恶意欠薪的处罚力度。而2013年1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或许是对这种呼声的回应。该解释自2013年1月23日开始正式施行，其中对嘉兴讨账公司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明确。
这预示着，农民工的权益可能将得到更为有力和有效的保障，以法律的权威进一步压缩企业主的违规空间和限制其不法行为。

纵使前景良好，但这次“复出”仍让章和进感到身心俱疲，失去昔日的光环。2月4日晚，章和进刚刚成功帮助几十名农民工讨回100万元欠款。这天夜里，他喝醉了酒，不停地说着：嘉兴追债公司不干了，我想回家